近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與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山東大學、安徽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建閩越王城博物館等合作，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SSCI一區）上發表以“Reconstructing the trade history: provenance study of Han bronze mirrors in and out of Han China”為題的研究成果。

銅鏡在漢王朝本土得到普遍使用的同時，也承載著漢文化，沿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廣泛傳播至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印度半島、西伯利亞、中亞等地，是連接歐亞大陸和東亞各國的重要古代實物資料。日本學界自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對日本出土漢鏡的鉛同位素溯源研究工作，結果表明日本出土西漢鏡與東漢鏡鉛同位素數據差異顯著，研究者基于此建立西漢鏡使用“華北鉛”、東漢鏡使用“華南鉛”的簡化模型。這一模型也多作為分析基礎用于探討中國境內外如長安、新疆、阿富汗、泰國等地出土漢鏡的來源。因此，中國出土漢鏡是否符合這一簡化模型，亟待開展系統性科技考古分析工作。

圖1 樣品來源分布圖

課題組對中國東南地區浙江安吉、安徽壽縣、安徽阜陽、福建武夷山（圖1）等地出土的共47面漢鏡進行了鉛同位素比值分析，并對其中采取到金屬本體的樣品進行主微量元素分析和金相組織結構的觀察。綜合現有中國不同地區出土漢鏡的全部科技分析數據，在統一分期的基礎之上對其鉛同位素數據分布的時代特征及其與漢鏡生產、流通的關系進行探索，在此基礎上對漢鏡的域外輸出進行重新解讀。

中國出土漢鏡的鉛同位素和元素分析結果分別如圖2和圖3所示。中國出土西漢鏡的鉛同位素數據既涵蓋了JW區域（日本出土西漢鏡的數據分布范圍），也涵蓋了JE區域（日本出土東漢鏡的數據分布范圍），但本土東漢鏡與日本出土東漢鏡一致，都分布于JE區域。西漢早期和中晚期銅鏡的鉛同位素數據分布沒有變化，表明整個西漢時期金屬鉛的來源一直比較穩定（圖2）；但中晚期銅鏡合金成分和微量元素數據分布相對其他時期更加集中，或可理解為這一時期朝廷“鹽鐵官營”政策的實施也影響到了銅鏡手工業的生產管理。由此亦可解釋西漢中晚期輸出日本、泰國、阿富汗、匈奴和古滇王國等地的銅鏡數據分布范圍也基本相同這一現象。同時，上述研究結果也表明，日本出土西漢銅鏡僅來自當時中國生產銅鏡的部分地區，可能與西漢時期中日交流的特定路線有關。本研究所獲成果最為重要的學術意義，是證明了由日本出土漢鏡研究獲得的簡化模型，不可簡單應用于中國漢代銅鏡的產地研究。

圖2 中日漢鏡鉛同位素比值數據對比圖

圖3 各地出土漢代銅鏡主微量元素數據對比圖

本文為中國科大與英國牛津大學多年合作項目Flow of Ancient Metalacross Eurasia(theFLAME）的成果之一。該項目致力于探索橫跨歐亞大陸的古代金屬資源流通和資源控制等問題，相繼在Antiquity等歷史、考古學國際刊物發表多篇重要成果。期間，學校科技考古實驗室也與牛津大學考古學院聯合培養了長孫櫻子和王翔兩名博士生。

論文第一作者為學校科技考古實驗室與英國牛津大學考古與藝術史研究實驗室聯合培養博士生王翔，通訊作者為大英博物館亞洲部早期中國藏品負責人劉睿良研究員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金正耀教授。論文合作者包括牛津大學考古與藝術史研究實驗室Mark Pollard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金屬穩定同位素地球化學實驗室黃方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范安川副教授、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高軍助理研究員、安徽博物院李瑞亮副研究館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士軒副研究館員、福建閩越王城博物館華鋒林等。

本研究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12035017&41473010），國家留學基金委項目（201706340035）以及歐洲研究理事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101071707）與英國國家與科研創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UKRI，EP/X042332/1）協同資助的“駿工程（Horsepower）”項目的支持。

文章鏈接：https://doi.org/10.1007/s12520-024-02016-2

（科技考古實驗室）